安藤忠雄简介及作品分析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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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藤忠雄：希望通过建筑增进中日文化交流(03:46)
【编者按】
1972年9月29日，中日签署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。
五十载冷暖起伏，半世纪沧桑巨变。共同的记忆、特别的联结、持续的接力，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，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。
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，推出“50年50人”专题报道，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、开拓者、践行者，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“下一个50年”。
很难看出这是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，采访前拿出一把梳子利落地梳了一遍刘海，谈话时滔滔不绝，一说完起身就走，在楼梯上匆匆对记者说了句“加油”——关西人的直率在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“挑战”是安藤忠雄坚持的人生主题，做过职业拳手，自学建筑设计，先后摘除5颗内脏器官对抗疾病，却依旧保持高产，他一直在探索如何超越自己当下所做的一切。
“集艺术与理智的敏感性于一身，有能力创造出无论大小，都合乎需求并且激励人心的建筑。”1995年“普利兹克建筑奖”评委会为安藤忠雄题写了上述授奖评语。50多年来，他为亚欧美多国设计住宅、美术馆、剧场、博物馆，其中在中国完成了多座艺术性地标建筑，包括上海保利剧院、杭州良渚文化艺术中心等。
在安藤忠雄看来，文化是一种“让人生生不息的力量”，他乐于给予这种力量，希望通过建筑设计促进中日之间的交流，并呼吁人们跨越人种和国界，互相支持，向世界传递一种认知——“地球是一个整体”（地球はひとつ）。
安藤忠雄在采访签名簿上画了上海保利剧院的手稿，并写下“地球是一个整体”。
文化从国际交流中孕育而来
澎湃新闻：上海的保利大剧院、杭州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、佛山市的和美术馆等中国多地的文化地标设计都出自您之手，在中国进行建筑设计有何特别之处？
安藤忠雄：我对政治和经济不是很了解，对文化略有所知，我认为文化是从国际交流中孕育出来的产物。多年前，我在上海负责保利大剧院的设计，项目规模非常大，这在日本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看到构想的时候，我在想，真的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剧院吗？中国人热情洋溢，在技术上，虽然日本中有略高一筹的，但双方共同建造这一建筑，中国人想要让人们打心底里理解艺术，这种热情是惊人的。
当时围绕上海保利剧院与中方进行商讨，感觉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广东的和美术馆的建造也是，这些多数是文化设施。除了经济的力量和政治领导力之外，文化才是让人生生不息的力量啊，我很高兴能给予这种力量。即使是现在，我们也在中国做着一些殿堂和博物馆类的建筑设计，希望借此促进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澎湃新闻：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，在40周年纪念时您曾在上海做过万人演讲，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影响了许多建筑师和爱好者。您对于这样的交流活动有怎样的感触？
安藤忠雄：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时，我在上海举办了一场讲演会，约有15000人到场，十分令人震惊。当时我就感受到日本和中国还是要持续交流下去，我们已经来到了“对话的时代”。
目前我在中国有很多工作，以上海为主，北京、苏州、广州等各地都有。我认为“地球是一个整体”，人们应该相互交流，尤其是当下各国间越来越分裂，交流更显重要。
自1868年（日本）明治元年以来，日中两国在文化上没有发生过冲突。自此往后，我希望两国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，在深度上也能更进一步。现在，中国在世界领先，日本也有技术高超的领域，两国交流将会进入一个新时期。现在全球人口有近80亿，我在上学时人口只有30亿，翻了将近3倍，今后还要进一步增长。我们共存在这个唯一的地球上，不得不去思考环境、经济等问题，而文化支撑着这些思考，今后中日之间的交流也要继续下去。
安藤忠雄接受采访 澎湃新闻 图
澎湃新闻：站在历史的角度，中日两国在建筑领域互相借鉴与学习的哪些案例令人印象深刻？
安藤忠雄：原本日本和中国就是非常亲密的邻邦关系。中国隋唐时期，日本派出了遣隋使和遣唐使，中国也有交流者赴日。鉴真和尚多次乘船东渡赴日，在几乎失明的状态下抵达日本，带来了中国的文物，还努力传播佛教，并建造了唐招提寺。众所周知，唐招提寺金堂前微凸粗壮的立柱，就使用了（中国古建中）覆盆形卷杀的建筑手法，一列排开，气势恢宏。看到这样的建筑物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宏伟广阔。
在此之后，日中关系中的文化交流就要提到东大寺。这是日本最大的木造佛寺，大佛殿、南大门都得以留存下来。当时请到了中国工匠陈和卿来完成修复工程。我20岁出头想要从事建筑事业时，看到东大寺就感到非常了不起。进入明治时代后，日本逐渐将目光投向世界，在与西方交流的同时也去到中国进行交流。
我开始学习建筑时，哲学家和辻哲郎还在，还有世界级的哲学家西田喜太郎。和辻哲郎曾前往西安、敦煌，感受中国的辽阔。日本和中国完全不同，中国国土面积大、人口众多，建筑物的规模也很庞大。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也曾到中国学习了方方面面的知识。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相互交流的重要性。
澎湃新闻：进入21世纪之后，中国和日本的城市都在发生巨变，其中建筑物是城市面貌的核心元素之一，两国大都市在建筑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发展有何异同点？
安藤忠雄：我相信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今后将成为未来世界形势的中心。进入2000年之后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，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，可以感受到巨大的能量刺激。在中国工作时，我总会惊讶于中国人的精力充沛。无论如何都是当机立断，24小时不间断施工，因此一切都进行得很快，而且建筑规模远远大于日本。2014年，我们在上海设计的保利剧院竣工时，我就坚信只有中国才能建成如此宏大规模的剧院，而且施工的精准度高于预期，可以看到中国的技术能力确实在进步。
改变世界很难，但可以改变自己
澎湃新闻：无论是在生活方面还是建筑领域，您都在不断挑战逆境，现在正在对什么发起新的挑战？
安藤忠雄：以新的世界为目标，向着更深、更远思考，这样的单纯挑战是创造的原动力。自从我从事建筑工作以来，一直在发起新的挑战，接下来我要创造一些超越我目前所做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每天的所有工作对我而言都是新的挑战。
澎湃新闻：您对于建筑和一些新鲜事物的想法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涌出，是如何保持好奇心并持续有新发现的？
安藤忠雄：我的目标一直是建造“只能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完成的”建筑。想法的原点总是在自己的肉体记忆中，是年轻时旅途中所见、所触、所经历的世界各地建筑的记忆。过去影响现在并创造未来——我相信建筑的想象世界也存在于这样的时间流逝之中。
安藤忠雄收到来自中国的礼物“冰墩墩” 澎湃新闻 图
澎湃新闻：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期间，网络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与世界连结的方式。而您却在疫情期间创想了一个名为“童书森林中之岛”的图书馆建筑，设计并建造出来之后捐赠给了大阪、神户和远野市，您为何会有这样的构想？从个人经历出发，如何通过读书来与世界进行沟通？
安藤忠雄：我从小在大阪的工商业闹市区由外祖母抚养长大，周边环境中像音乐、文学、绘画等这样的文化元素一概不存在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几乎看不懂什么书。在那之后，由于经济原因和学习力问题，我没有上成大学，而是选择自学建筑。直到成为大人之后，我才意识到读书的乐趣和重要性，为小时候没有多接触文学和音乐而后悔莫及。因此，我希望让我们的下一代尽可能多地读书，自由思考、培养感性。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我想要创造这样的“童书之森”。
从书中获得的感动能够成为孩子们生活的力量，以不受常识束缚的宽广视野去思考问题，拥有勇于行动的能力。我希望那些支撑未来社会运转的孩子们能够好好体会那份感动，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世界。
澎湃新闻：您曾多次强调“地球是一个整体”，但是当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激变，民族主义加剧，包括建筑家、画家等艺术家应该如何避免艺术交流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？
安藤忠雄：跨越人种和国界，我们大家都是“地球号”宇宙飞船的乘客，在这个唯一的地球上，我们必须相互支持。在一个民族主义盛行、分裂加剧的世界，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下去。我相信艺术和文化有能力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人们。
至关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思考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。眼下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在这洪流中站稳脚跟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，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代。改变世界很难，但可以改变自己。重要的是持续思考，为了和平，我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和生活中做些什么。
【人物简介】
安藤忠雄，194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，自学建筑设计，1969年成立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。他曾在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，曾被任命为大阪府特别顾问，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。他的代表作有住吉的长屋、光之教堂、地中美术馆，普利策基金会美术馆等。他在中国多地都有设计作品，包括上海保利剧院、广东和美术馆等。